斗牛士之歌

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

作者:柴靜 來源: 《意林》雜志

  ··登船··

  “我是踩著尸體上船的。”高秉涵說。

  十多萬人在金門的海灘上等船,來了兩艘,每艘最多能裝一萬人。那一年他13歲,拄著一根棍子,瘸著腿站在人群里。他不知道這是哪兒,也不知道要去哪兒。他離開山東老家逃難6個月了,他媽媽說在:“跟著人流走,要活下去。”

  天亮的時候登陸艇靠岸,人像潮水一樣往上涌,剛開始沒有一個人能進去,全都卡在門口,“擠不進去就往下踩呀,就這么踩著人上滿了。”

  有些沒擠上船的兵,拿著槍就對著船上的人打,機槍打過來,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,到處都是血。一枚炮彈落到船上,又死了一大群人。

  他躲在船艙的廁所里,里面擠了七八個人,“站的地方動都不能動啊,就這樣到臺灣來了。”

  這是1949年,最后一艘開往臺灣的登陸艇。

  ··別離··

  1948年,內戰激烈,一個家庭就此破碎。高秉涵的父親是學校校長,在地方沖突中被槍殺。姐姐失蹤,后來才知道是去了延安。母親擔心兒子的安危,在他包袱里放了20塊袁大頭、一根父親死亡時身上的繩索、一張初中新生入學證明,讓他在父親墳前磕了三個頭后離開家,去投奔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。

  9月,石榴剛熟,外婆摘了一顆塞到他手里。他忍不住低頭吃了一口。這一口的工夫,同學推他:“你媽喊你。”

  他一扭頭,車已經拐過彎,再也看不到他媽了。

  77歲的高秉涵說:“我這輩子再也不吃石榴。”

  ··活著··

  60多年前,南京的學校解散,學生們一哄而散。他無處可去,又不敢回家,就跟著人流走,走了6個省,1000多公里路。稻田里也全是人,汽車、騾馬、傷兵、難民……軍隊扎營做飯時,他扯一片芭蕉葉,窩一點兒粥喝。前面排著兩個士兵,剛盛上熱粥,突然有人喊“共軍來了”,第一個士兵慌忙轉身,一缸熱粥全潑在高秉涵腿上;第二個士兵磕在高秉涵身上,手里的粥又潑了上去。沒人顧得上,他自己也只能跟著逃。

  部隊都走過去了,難民都走過去了。下著小雨,他一個人走,腿已經腫了,還爬滿了蛆蟲,沒有鞋子,拿破布裹在腳上。雨越下越大,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,他發現一個土地廟。他到里面摸摸,一踢,有人在睡覺,他往邊上一躺就睡了。

  第二天,天還不太亮,山老鼠在他身上跑。他醒了以后,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邊的人的耳朵,那是一個人的尸體。

  他再往前走,遇到一個兵,背著個印有紅十字的包。高山邊是懸崖,彎彎的路上有水流,“他說小朋友過來,拉著我的腿就沖,把蟲子沖掉,沖完以后,他就用紗布把我的腿包住。我仔細看他的帽子,上面有顆星星,他是共產黨。”

  我問他:“這一路上你想你媽嗎?”

  他說:“不想,只想活著。我活著,就是為了她。”

  ··望鄉··

  他跟著200多萬人遷徙到了臺灣,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小島涌進這么多人,無法安置,沒人顧得上他的死活。

  他能夠生存,是靠著他媽放在包袱里的初中新生錄取證明。

  那是一張棉紙,他遞給我讓我摸,稀軟綿薄,居然沒有破損。靠著這張紙,高秉涵在鐵路局當小販的時候,才有機會考上臺灣“國防管理學院”的法律系,1963年畢業后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。

  我問:“您剛到臺灣,生活那么孤獨,逢年過節怎么過?”

  “大年初一早晨,天不亮我就一個人到山上去了,大聲哭,對著淡水河口、對著大陸痛哭一場。我平常不掉淚,掉淚的是弱者,所以我不掉淚,我就大聲叫。”

  “叫什么?”

  “叫娘,大聲喊‘娘,娘,我想你’。”

  他一直說普通話,只有說這句時,還是濃重的山東口音。

  ··家書··

  1979年,高秉涵去國外開會,有大陸代表與會,他寫了家信,想請他們轉交卻又不敢。日后,這封信還是委托同學,經由英國、美國,終于寄到——山東菏澤,西北35里路,小高莊,宋書玉(他母親的名字)。信中寫:“娘,這么幾十年,我還有這個毅力,還要活著,就是為了最后能夠活著見你一面。娘,你要等我活著回來。”

  第二年5月12日,高秉涵收到來自故鄉的第一封家書。他收到信的時候,媽媽已經去世一年了。弟弟說:“自從你離開家以后,我們家里幾乎沒有笑聲。除夕晚上這一餐,媽媽幾乎沒吃過飯,都是淚流滿面。”

  媽媽去世后,她枕頭底下有兩件東西,一個是他幼年的小照片,一個是為他做的小棉襖。

  當年給高秉涵做這件小棉襖時,母親常哼唱一段旋律,高秉涵唱給我聽:“冷風兮兮,冷雨凄凄,流浪的人兒需寒衣。”

  “你怎么老記得這幾句呢?”我問。

  “我需要寒衣,我需要媽媽,寒衣就代表媽媽,是不是?冷雨、冷風代表大時代洪流的沖擊,我需要溫暖,需要媽媽。”

  這位快80歲的老人說“媽媽”時,是娃娃才有的聲調。

  ··鄉愁··

  沒有了母親,高秉涵能夠寄托情感的只有故土。空盼了幾十年后,他覺得永遠也回不去了,就在臺灣結婚生子。

  20世紀80年代,一位已經移民阿根廷的菏澤老鄉回鄉探親,路經臺灣,帶了一些家鄉的泥土和小吃來,3千克的土,分給100多個菏澤老鄉,只能一家一調羹。高秉涵怕小偷“不識貨”把“寶貝”偷走,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來鎖到保險箱里,另一半分七次沖水喝下。“水是從我嘴里面進去了,但是一剎那又從我眼里出來了,掉的淚何止七壺呀!”

  28年了,在他家的冰箱里,還放著那包山東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裝的胡辣湯。他舍不得吃,孩子不愿意吃,都已經硬結成塊了。

  ··回家··

  1987年10月15日,臺灣當局宣布開放臺灣居民到大陸探親。1991年5月,高秉涵回到故鄉。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,親人也都已經離開了村莊。他看到老樹猶在,揪了一把樹上的榆錢,只有口中這一點兒新鮮的苦澀滋味沒變。這位13歲離家、如今年過花甲的老人,最終站在母親的墓前,大哭一場。

  他是同鄉會會長,年紀最小。老友一個個逝去,死前都說“如果能夠回到大陸,就把我的骨灰歸鄉”。從1992年開始,他把這些故人的骨灰從花蓮公墓一個個接回。

  骨灰有四五十壇,日漸無法安置,他就放在辦公室里,放不下就帶回家。家人有顧忌,他就把骨灰搬去地下室,母親的遺物也放在那里。他放了張小床和書桌,住在那里,寫字畫畫,陪著他們,有時候跟他們說說話。夢里見到,醒了,再閉上眼,想回到夢里去——那里有最親的人。

  ··皈依··

  送回大陸的骨灰,很多已經沒有親人接收。他找到村子里的大槐樹或者玉米田,一邊撒一邊跟他們說話:“我把你交在這兒啦,落了土,你安心吧。”

  邊上,村里人說:“這老頭神經兮兮的。”

  我問:“這點兒念想就那么重要嗎?”

  “對我們來說,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,不足以談人生。因為我們流浪過,曾長夜痛哭過,所以我們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覺的不太一樣。這也是心靈的一個皈依吧。”

  他為長孫女取名佑萱,庇佑母親之意;小孫女取名佑菏;如果將來還有孫女出生,想叫佑華。

  他把母親用過的藍綠鑲金的胸針、滴玉小耳環、用來搗蒜的小缽子,都裝在小盒子里,留在身邊。他用手輕輕觸著胸針上面的青銹,怕蹭掉。

  母親穿過的湖藍色綢衣一直掛在地下室的側墻上,衣襟胸口處有當年留下的一粒斑點,他連洗都不舍得,怕丟掉一根絲。

  他說:“我每天都到地下室用頭頂頂我母親那件衣服,這樣等于在她懷里一樣。我現在已經快80歲了,還是像小孩一樣。”

  很多事不用問值不值得,只用問:它對你來說,是不是猶如珍寶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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